试探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的论文

  试探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的论文

  中文摘要

  身份政治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性别身份在近年来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一定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注意。本文借鉴西方的性/性别理论,分析自1980年代以来某些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同性恋叙事,阐明怪异身影在文本中现身的意义。

  全文分三章。

  第一章,分析1980年代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具有与以前女性性别不同的一些特征。她们反抗男权中心的行为中包含着一种同性恋因子,开始了自身性别身份的建构。然而,她们最终都被迫回到异性恋社会的壁橱,把自己的性别身份隐蔽起来。这两个文本呈现了同性恋叙事的基本模式:现身——隐蔽模式。

  第二章,分析同性恋叙事中出现的性别身份特征。性别身份开始流动和不固定,这些怪异的人物面对异性恋社会进行身份表演。这种流动性和表演性,是由异性恋社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

  第三章,分析同性恋叙事中性异端者的规避与逃离行为。面对异性恋社会的压力,早期同性恋叙事中的性异端者要么规避同性伴侣,成为性正常者;要么逃离异性恋社会。在年轻一代作家的笔下,异性恋社会的压力已被解除,性世界的多样化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性别身份获得了多样发展的可能,这就使我们看到了解构异性恋霸权的希望。

  关键词:同性恋性别身份现身性别表演

  abstract

  astudy on homosexual narration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y xianfeng,he

  body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discuss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theory field, in fact, gender has chang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se changes get their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thesis , using west sexual theories for references,analyses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in some texts from 1980s, and narrates the meaning of this narration.

  the whol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ses some “queer” females.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bodies ,which makes the important sex differentiations from the formerfemale sex. they resists the male power center , and the homosexual factors emerge in their resistanc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 they begin to construct their gender identity. however , they are forced to walk back to heterosexual closet and conceal their real gender, thus ,these texts develops a mode: emergence ——concealment mode, and this mode exists in the whole homosexual narration till the end of thelast century.

  the second chapter nar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der identity in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gender identity begins to flow . faced to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 the “queer” persons in the texts proceed to perform their gender identities, and this performance is because of the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sex heresy’s evasion and escape behavior in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faced to the pressure of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the sex heresies in the early homosexual narration are forced to evade and accept the heterosexual norms and become normal, or escape from heterosexual society. in the texts of younger writers’, the pressure of heterosexual society ha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gender identity has acquired a possibility to develop diversification , which makes the hope of deconstruction the heterosexual hegemony become more clear.

  key words: homosexuality gender body gender emergence gender performativity

  绪论

  一、变革时代与中国同性恋文学

  在开始论文之前,我不知从何说起。Www.11665.cOM性的世界如此复杂,而同性恋研究在中国文学界还很稀少,同性恋文学批评可以说并没有起步,专门从同性恋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在我国批评界还没有出现。作为申请学位的毕业论文,我知道我面临着危险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文学状况和社会条件的相对不成熟。虽然同性恋话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在公共领域和正式场所谈同性恋仍然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许多批评家羞于谈同性恋,或不屑于谈同性恋,或对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采取漠视和蔑视的态度,大多数研究者则根本没有注意到同性恋问题,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有关。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但她们不提同性恋这个词,而是用“姐妹情谊”等不刺眼的词来减少冲击力,如戴锦华评论陈染的论文①。总的来说,同性恋文学批评在当前基本上是缺失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同性恋研究并且想把这种研究运用到文学批评中的人来说,他必然要面对危险。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在对黑人女同性恋文学进行研究时所说的一样:“不论是从女权运动的角度评论黑人女作家,还是从任何角度评论女同性恋作家,其本身都是没有先例的,都是危险的。”②

  然而,这块未知领域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一大堆问题吸引着我去探索,比如:同性恋一词何时在中国登陆?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到底何时出现?出现后是如何在生活中形成对传统异性恋身份秩序的解构的?而新的性别身份秩序的建构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同性恋问题?同性恋现象对周围社区、环境、文化的影响如何?如何认同同性恋身份及其行为?在我看来,同性恋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身份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性恋者的现身在本质上对性别身份构成挑战,对周围文化的影响都是由这种“怪异”身份的出现而带来的。因此,我的论述重点将放在性别身份上,并试图对性别身份出现的新特征有所揭示。

  在对同性恋文学中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对同性恋文学出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同性恋事例从未缺少过,而不同的文化对同性恋行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西方同性恋文化中,众所周知的是古代希腊人的恋男童之风,著名的柏拉图精神恋爱实际上是对男童的纯洁情爱,女子性爱也因为女诗人萨福而闻名遐迩。基督教文化则对同性恋做出了种种摧残和压制,1861年以前,男性同性恋性行为在英国被命名为鸡奸罪,触犯者要被处以死刑,著名诗人王尔德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面临指控。而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及其亚文化环境,考察同性恋文学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可以为我们研究同性恋问题打开广阔的思路。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有关同性恋事例的记载从来没有间断过,以写帝王将相的男宠为主的“佞倖列传”是中国正史中从未少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词,男同性恋者被称为“馀桃癖”、“龙阳癖”、“断袖癖”等等,女同性恋者被称为“对食”,如《汉书》的记载:“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 :‘陛下幸宫 ’”①。然而,明以前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不多见。直到明朝,社会上形成了男性同性恋的风气,尤其是明正德以降,出现了专门的男同性恋卖身的场所——男院,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同性恋关系:京师中的官员与小唱、江浙间的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社会风气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明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描写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至今闻名的有《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童婉争奇》等。晚明的男风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的京城出现了著名的相公私寓制,认同男性同性恋活动。

  任何性活动和性文化的变化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据同性恋学者麦金托什研究,17世纪末的英国存在一个适宜于同性恋者生存的亚文化环境。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在远东的中国大地上,社会发生变化,学术界发生转向,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亚文化环境。中文摘要

  身份政治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性别身份在近年来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一定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注意。本文借鉴西方的性/性别理论,分析自1980年代以来某些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同性恋叙事,阐明怪异身影在文本中现身的意义。

  全文分三章。

  第一章,分析1980年代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具有与以前女性性别不同的一些特征。她们反抗男权中心的行为中包含着一种同性恋因子,开始了自身性别身份的建构。然而,她们最终都被迫回到异性恋社会的壁橱,把自己的性别身份隐蔽起来。这两个文本呈现了同性恋叙事的基本模式:现身——隐蔽模式。

  第二章,分析同性恋叙事中出现的性别身份特征。性别身份开始流动和不固定,这些怪异的人物面对异性恋社会进行身份表演。这种流动性和表演性,是由异性恋社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

  第三章,分析同性恋叙事中性异端者的规避与逃离行为。面对异性恋社会的压力,早期同性恋叙事中的性异端者要么规避同性伴侣,成为性正常者;要么逃离异性恋社会。在年轻一代作家的笔下,异性恋社会的压力已被解除,性世界的多样化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性别身份获得了多样发展的可能,这就使我们看到了解构异性恋霸权的希望。

  关键词:同性恋性别身份现身性别表演

  abstract

  astudy on homosexual narration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y xianfeng,he

  body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discuss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theory field, in fact, gender has chang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se changes get their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thesis , using west sexual theories for references,analyses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in some texts from 1980s, and narrates the meaning of this narration.

  the whol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ses some “queer” females.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bodies ,which makes the important sex differentiations from the formerfemale sex. they resists the male power center , and the homosexual factors emerge in their resistanc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 they begin to construct their gender identity. however , they are forced to walk back to heterosexual closet and conceal their real gender, thus ,these texts develops a mode: emergence ——concealment mode, and this mode exists in the whole homosexual narration till the end of thelast century.

  the second chapter nar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der identity in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gender identity begins to flow . faced to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 the “queer” persons in the texts proceed to perform their gender identities, and this performance is because of the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sex heresy’s evasion and escape behavior in the homosexual narration. faced to the pressure of the heterosexual society, the sex heresies in the early homosexual narration are forced to evade and accept the heterosexual norms and become normal, or escape from heterosexual society. in the texts of younger writers’, the pressure of heterosexual society ha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gender identity has acquired a possibility to develop diversification , which makes the hope of deconstruction the heterosexual hegemony become more clear.

  key words: homosexuality gender body gender emergence gender performativity

  绪论

  一、变革时代与中国同性恋文学

  在开始论文之前,我不知从何说起。性的世界如此复杂,而同性恋研究在中国文学界还很稀少,同性恋文学批评可以说并没有起步,专门从同性恋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在我国批评界还没有出现。作为申请学位的毕业论文,我知道我面临着危险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文学状况和社会条件的相对不成熟。虽然同性恋话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在公共领域和正式场所谈同性恋仍然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许多批评家羞于谈同性恋,或不屑于谈同性恋,或对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采取漠视和蔑视的态度,大多数研究者则根本没有注意到同性恋问题,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有关。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但她们不提同性恋这个词,而是用“姐妹情谊”等不刺眼的词来减少冲击力,如戴锦华评论陈染的论文①。总的来说,同性恋文学批评在当前基本上是缺失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同性恋研究并且想把这种研究运用到文学批评中的人来说,他必然要面对危险。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在对黑人女同性恋文学进行研究时所说的一样:“不论是从女权运动的角度评论黑人女作家,还是从任何角度评论女同性恋作家,其本身都是没有先例的,都是危险的。”②

  然而,这块未知领域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一大堆问题吸引着我去探索,比如:同性恋一词何时在中国登陆?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到底何时出现?出现后是如何在生活中形成对传统异性恋身份秩序的解构的?而新的性别身份秩序的建构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同性恋问题?同性恋现象对周围社区、环境、文化的影响如何?如何认同同性恋身份及其行为?在我看来,同性恋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身份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性恋者的现身在本质上对性别身份构成挑战,对周围文化的影响都是由这种“怪异”身份的出现而带来的。因此,我的论述重点将放在性别身份上,并试图对性别身份出现的新特征有所揭示。

  在对同性恋文学中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对同性恋文学出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同性恋事例从未缺少过,而不同的文化对同性恋行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西方同性恋文化中,众所周知的是古代希腊人的恋男童之风,著名的柏拉图精神恋爱实际上是对男童的纯洁情爱,女子性爱也因为女诗人萨福而闻名遐迩。基督教文化则对同性恋做出了种种摧残和压制,1861年以前,男性同性恋性行为在英国被命名为鸡奸罪,触犯者要被处以死刑,著名诗人王尔德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面临指控。而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及其亚文化环境,考察同性恋文学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可以为我们研究同性恋问题打开广阔的思路。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有关同性恋事例的记载从来没有间断过,以写帝王将相的男宠为主的“佞倖列传”是中国正史中从未少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词,男同性恋者被称为“馀桃癖”、“龙阳癖”、“断袖癖”等等,女同性恋者被称为“对食”,如《汉书》的记载:“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 :‘陛下幸宫 ’”①。然而,明以前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不多见。直到明朝,社会上形成了男性同性恋的风气,尤其是明正德以降,出现了专门的男同性恋卖身的场所——男院,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同性恋关系:京师中的官员与小唱、江浙间的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社会风气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明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描写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至今闻名的有《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童婉争奇》等。晚明的男风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的京城出现了著名的相公私寓制,认同男性同性恋活动。

  任何性活动和性文化的变化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据同性恋学者麦金托什研究,17世纪末的英国存在一个适宜于同性恋者生存的亚文化环境。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在远东的中国大地上,社会发生变化,学术界发生转向,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亚文化环境。

  一般认为,明朝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放纵欲望的朝代。这并非偶然。首先,到了正德年间,明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安定,生活比较富裕。在这种情形下,明朝的学术思想开始发生转向,而这种转向,正是朝着“灭天理存人欲”的方向发展,整个思想潮流经历了一个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过程。这个解放过程,是通过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的努力而完成的。他们著书立说,纵容私情私欲,为明朝的纵欲思潮推波助澜,同时也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准备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

  王阳明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天理”不外于心而与心合一, “天下无心外之物”②,从而开创了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虽然仍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他要求门生致力于发明本心,做到自由所如,任情纵性。在其门生王艮那里,王阳明的“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被发展成“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吾身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艮明确表示他的“身”指的是七尺之躯的肉体。“尊身”就必须满足此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天地万物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存在的。他说:“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已,不以已依于天地万物。”③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是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悖离。随后的李贽,公开背叛理学。李贽认为,人应该顺从私欲而不应用理性扼杀私欲,公然鼓吹人欲,私利。他据此反对当时的道德规范,并为许多历史人物翻案,如对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私奔司马相如表示高度的赞赏。①他还结合释道思想宣扬纵欲:“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②这种思想使得晚明士人普遍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解放,追新逐异,造成了晚明士人纵欲思潮的形成和泛滥。

  思想上的解放为晚明男风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思想解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至于同性恋在近代是怎样一种情况,而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在中国是何时和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从“五四”到1980年代同性恋话语基本上在中国文学中消失了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当历史进入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同性恋和同性恋文学重新出现。我想,这可能会给人类自身的性别身份及其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的变化。

  二、近二十年来的诡异身影

  激发我们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动力往往来自于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2003年4月1日,著名影星张国荣跳楼身亡,一时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张的同性恋电影在那些天重新热播,而大众更感兴趣的是其自杀的原因竟然是对同性伴侣及同性恋的绝望。这位以演同性恋角色闻名的影星最后以死让人们见证了同性爱的执着和凄丽。此前中国普通大众对于同性恋行为和性取向基本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或者接受,或者理解。最近一版的新浪网页,做了一个有关性爱与性别关系的问卷调查,如下:

  您认为爱会走向无性别吗?

  共有 34729 人参加

  选项比例票数11、这是一个荒唐的问题18.18% 631422、因为社会在进步,所以肯定会的54.03% 1876333、因为传统和伦理等原因,所以不会的13.37% 464344、无法作出预测14.42% 5009

  从这一调查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行为在中国被接受的程度。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主导的异性恋之外,出现了比例不小的同性恋身影:

  你跟同性“亲热”过吗?

  共有 17732 人参加

  选项比例票数1没有过87.24% 154702曾有过亲热6.82% 12103我就是同性恋2.39% 4244曾有过性交1.87% 3315我是双性恋1.67% 297

  (新浪文化.cn)

  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同,中国的这些隐蔽的同性恋者及其行为在短短的二十年里经历了一个被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在1980年代,同性恋行为被视为禁忌,同性恋者会被当作病人或者罪犯抓起来。到了1990年代,同性恋者境遇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王小波、李银河夫妻合著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恋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他们对同性恋的处境充满同情,王小波尤其同情那些“有自己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的同性恋者。他认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让人敬重。而在他们之前的1992年,老作家萧乾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唉,同性恋》,呼吁正视同性恋问题。经过学者以及同性恋者的努力,同性恋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种禁忌,同性恋者也不再需要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大都能够坦然走出阴影,面对社会,展示自己美好的爱情。性别身份和性生活的多样化在世纪末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新的性别秩序似乎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初现曙光。

  在文学作品中,相应的出现了同性恋叙事。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作品中,飘浮着一些被忽视或漠视的怪异身影,他(她)们带有一种隐蔽的同性恋身份的诉求,同时,他(她)们的身份特征充满了流动和不确定性。从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里的雄化的女性以及她们相互之间的爱和欣赏,到陈染和林白笔下那些既有同性恋又有异性恋的女性,再到卫慧小说里那些怪异的性行为,作家们对性及性别作了非同寻常的表现。尽管这些怪异的身影有时还隐蔽在壁橱之内,没有现身,或者走出壁橱后又重新躲回壁橱,但是她们对越轨的爱有一种飞蛾扑火式的诉求,对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进行不断的自我认同,纵使成了“犯了罪的女人”也在所不惜。她们希望通过对这种隐蔽的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来摆脱传统性别角色框架带来的累赘,建构新的性别秩序,为自己争得合法地位。在作家那里,则似乎寄托了这样一种理想,那就是使性走向超性别,建立能够包容流动多变性身份的性别结构,在这一性别结构中不再存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思维。本文试图论述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探讨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在努力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后的困惑与焦虑,探讨异性恋环境下的性别表演以及身份的多样化趋势,探讨性别身份解构与重构的两难,以及新性别身份建构的可能性。在真实性身份“破开”之后,同性恋者们往往面对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自身的同性恋恐惧症,一是来自传统社会的异性恋合法制度模式,但是随着自由空气的加强,各种新人大胆地发展她们心中的怪癖,使得性别身份更加模糊和流动,这实际上对传统的二分法性别关系的分类起到了颠覆的作用,使同性恋和异性恋分类变得空洞和不合实际。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感情,然而,它趋向公开化”①。在近二十年来的时间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外来思潮影响的加剧,社会结构的变动,隐蔽的同性恋影子已经在社会和文学中“现身”,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第一章 同性恋理论以及同性恋小说的叙事话语

  第一节 同性恋理论及其发展

  在西方同性恋理论中,性知识建构有一个很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从医学专家到政治化了的普通大众。海弗劳克·埃利斯等性学先驱是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性及性身份的,而新一代的性学者则用经历、社区参与意识和为了政治—文化规划来谈论性,来构建性别身份并力图使性别身份多样化。

  首先要提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海弗劳克·埃利斯及其《性倒错》一书。海弗劳克·埃利斯生活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是性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打破对性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禁忌,试图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性表达方式。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两个:一是性变异问题,主要是同性恋(当时被认定为罪孽和变态)问题;一是男性和女性的相对社会角色问题。他从医学角度对同性恋行为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收集和归类。他的《性倒错》一书于1897年以出版。埃利斯在书中提到了同性恋的合理性。他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历史、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证据串连到一起,证明同性恋是一种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有关同性恋表现形式的固有观念提出了质疑。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流行,即认为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是效仿传统的男性/女性关系。他否认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具有“女子气”,认为异装癖完全是一种异性恋现象,这就从本质上区分了同性恋与异性恋。在他看来,同性恋具有自己的性别特征,而不是模仿异性恋。埃利斯实际上以性问题专家的身份肯定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二分法,而他记录的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和性表达方式成为构成不同种类的同性恋的最重要成分。埃利斯所作的区分和分类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是20世纪性分类、性身份和性政治的基本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利斯被人称为20世纪性启蒙的开拓者。①

  随后的一位重要的同性恋专家是玛丽·麦金托什(mcintosh, mary)。她除了从医学角度否定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外,还呼吁人们不要再去研究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而要更多的研究同性恋种类。“同性恋者应被视为在扮演一种社会角色,而不是患上了某种疾病。”②她希望人们把同性恋者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对其起源和变化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她认为同性恋是社会的一个种类,而不是医学或者精神病的种类。1968年她出版了《同性恋角色》一书。该书分析同性恋行为和种类的区别,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今天出现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使得种类多样化了。异性恋社会控制机构希望人们都按照传统规范对号入座,严格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在今天,这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表演和假面具,曾经稳定和具有绝对性的身份变得流动和具有表演性、混合性。这种情形近年来在中国的城市中和文学作品中也能见到。

  同性恋种类的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问题成为更多的同性恋研究专家所关注的对象。在1960年代,要看到身份多样化及其所受的异性恋社会的压迫是需要一定预见性的,丹尼斯·阿尔特曼(alteman dennis)的《同性恋:压迫与解放》就是一本在1960年代就预见到今天这种复杂性身份状况的书。至今,过了二十多年,西方很多学者仍然在读它。1993年,纽约大学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在引言中,阿尔特曼声明,该书关注的核心是身份问题,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是以同性恋身份进行写作的。这使得面向大众宣称和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和身份成为1970年代新的性政治中最简单最根本的活动。阿尔特曼以身份为研究重点,对同性恋者为什么受到压迫,这种压迫机制是如何形成的,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来揭示同性恋态度和行为的身份之谜。

  进入1990年代,在前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性理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西方,酷儿理论是目前性政治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学术界最为钟情的理论之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理论,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它也是一种边缘理论,自外于主流文化。其代表人物不屑于与主流文化为伍,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意在性取向上与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拉开距离。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法挑战,向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宣战。在论及异性恋机制构成之类的问题时,著名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judith)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强迫性的异性恋。异性恋机制认为,性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对这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三者联系的挑战中,巴特勒发展出一种“表演”理论,她认为,同性恋、异性恋或者双性恋等其他行为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角色的性别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异性恋是人为的“天生化”、“自然化”而被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来对待的。对酷儿理论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恰当的”、“正确的”社会性别,也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在《性别的烦恼》(gender trouble)中,巴特勒提出,性别是述行的,即性别不是指一个人是什么,而是指一个人做什么,这样,性别就变得流动起来,而原有的固定的性别分类形式只不过是一种“连续性幻觉”(illusions of continuity)。在论述表演性之后,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又谈到了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与性别身份实质化定义的关系,她希望通过该书阐明性别研究的基准就是在表演中构成身体的实质性这一事实。①正是由于这些贡献,巴特勒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这一问题上也成为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酷儿理论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向传统的同性恋理论和同性恋文化挑战。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各种同性恋观念。它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同性恋理论在近200年的发展中,一个主要趋势是促成性别身份的多样化,而理论家们的努力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性别身份的多样化成为合理合法的存在。现在,多样的性别身份和多样态的性活动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普通民众所熟悉。

  第二节 壁橱内的同性恋影子及同性恋文学批评

  时至今日,公开宣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都不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西方,同性恋文学批评早在1970年代末期就起步了。面在中国的文学圈子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同性恋的作品很少能公开出版,基本上只能在网上流传,如影响甚大的《北京故事》。即使能公开出版,作者却站出来公开否认,如陈染谈到《破开》中的同性关系:“你不能说它是同性恋。她们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①评论者谈及同性恋时也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姐妹情谊”②而不挑明,或者干脆对同性恋叙事采取漠视的态度。

  现有的涉及女性同性恋文本的批评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出发的。从女性主义出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出现了大批专著和论文,在西方有影响的如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和叙述》(1982),麦克·杜威的《中国女作家评论》(1989),塔妮·芭萝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爱伦·威德莫和王德威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和电影》(1993),塔妮·芭萝的《中国的人体、主体和权力》(1994),贺萧的《女人、文化、中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也在1980年代初浮出历史地表,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如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判》、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中国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打出“回到女性文学作品本身和回到女作家本人”的旗号,强调女性性别的独特性和权利,强调女性有别于男性的主体性,试图在现代女性文学中寻觅出一种女性传统,以颠覆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规范。然而这些批评论著并没有完全脱离异性恋的窠臼,正好符合了异性恋社会对性别身份的规定,而且没有注意到涉及同性恋的作品中的异质因素。可以说,同性恋叙事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中基本上处于一种隐蔽状态。

  然而,同性恋毕竟存在于文学世界之中,也毕竟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同性恋。徐姗的论文《娜拉:何处是归程》,在论述新时期女性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发展流变时另辟一小部分论及女性同性恋,但是,她的论述仍然是从女性本体意识出发的。在她看来,同性恋是因为女性无法从男性那里获得救赎后才向姐妹伸出求援之手的。③更早一些论及同性恋问题的学者有戴锦华,她在《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等几篇论文中分析到陈染文本中的姐妹情谊,指出陈染在摆脱角色累赘、从固有的两性性别秩序突围出来之后的自疑。另外国内论述同性恋的还有陈思和,孟繁华等。陈思和在为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林白小说《说吧,房间》所作的序言中详细地分析了林白小说中的同性恋,指出林白对女性身体的描述饱含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美的发现和微妙的同性之爱。④然而,真正从性别身份的重构与批判异性恋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的批评文字至今还没有出现,原因恐怕一方面在于同性恋在中国文学界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雷区,另一方面在于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和敏感。本文将从同性恋影子初现、异性恋社会强迫性规范、身份认同的努力及走向多样化几个方面展开,力图对近二十年来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这一暗潮进行梳理,希望这种努力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中的鲜为人知的怪异的一面,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近二十年来超越性别和性别模糊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带来的种种颠覆的魅力。在写作中,我力图从事实出发,借鉴西方的性/性别理论,从文本中发现理论与事实的吻合之处,同时保持对各种分类的清醒认识。我相信,每种分类都压抑了群体内部个体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构成性别身份的重要因素。

  第二章 性别身份的解构与重构之两难

  第一节 新人现身与现身—规蔽模式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当时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文革”从性别角度来说,实际上是男性霸权达到极点的表现。表现在文艺上,是强调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革命和战斗,强调男性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所有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①。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必然是单面化即男性化的。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女性都与政治任务相连结,性格刚劲有力,缺乏女性的性别特征,也就是说,都被政治化或英雄化了,八个样板戏中的女性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时期的作品基本上不写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感情被融入男性英雄气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情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女性之间的情感了。文革结束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伴随这场经济改革而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各种现代思想和先锋理论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以至“在80年代中期前后,这些外来的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理论新潮”②。经过多次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思想文化界开始形成一种多元的局面。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早在张洁、宗璞等人的创作中,就出现了较强女性意识。随着女性意识的加强,首先在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现象,一些怪异的女性身影开始在文本世界中现身出来。这些身影最早出现在张洁的《方舟》中。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个人一起成长。她们先后结了婚,但是像商量好了似的,又先后离了婚。离婚后,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单元,组成了一个“寡妇俱乐部”。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同性恋,但从她们的行动上看,已经具有了一些同性恋的因子,或者说有发展成为同性恋的可能。她们远离男性世界,聚在一起,互相欣赏,彼此怜惜,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她们是第一群从异性恋社会里分离出来的新人,具有新的性别选择,她们摆脱了男性,性别开始模糊起来。或许这些女性是“雄化”的女性。她们要求脱离异性,按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她们意识到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该有人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她们这一代人离婚率这么高,而不要只用‘资产阶级思想’一句话来了事。难道这样轻描淡写,就能把她们饱尝艰辛并经过深思熟虑而为这一人生抉择所付出的勇气和代价全部概括了么?”。她们意识到自己与男性之间的鸿沟,主动与男性隔绝,拒绝男性介入,甚至拒绝梁倩的丈夫白复山介入。然而,在异性恋社会中存在由经济因素带来的权利不平衡,和由经济因素制约的社会角色,这就要求女性按照异性恋社会的规范行事。因此,异性的入侵是难以避免的,她们不仅要当丈夫的“性”对象,还要应付魏经理、贾主任等人暧昧的、侮辱性的挑逗。这一切让她们厌恶,但又无可奈何。她们的生存动力是同性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她们结成同盟,同心协力地对抗男权社会,争取自身的解放。这种解放已经带有实现自我身份的价值:“妇女,要争得真正的解放,决不仅只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还需要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新人。强烈的性别意识使她们追求重新做人,重新做自己,并喊出“为了女人,干杯!”的口号。她们以鲜明的性别主体意识从传统的两分秩序中现身出来,制造了女性生命的另类“方舟”,开始了性别身份建构的航程。

  然而,她们的现身又是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中的。她们很快就自愿躲进异性恋社会的壁橱,隐蔽起来,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更强有力、更优秀的男性的身上。在《方舟》中,荆华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男性的帮助下完成的。她们希望能够得到男性社会的理解,把希望寄托在蒙蒙等新一代男人身上,于是她们的主体性最终还是被消解了。此外,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仅限于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尽管《方舟》开始展示女性的隐秘生活,描写了失望的夫妻生活和女性之间特别的关怀,有了女性相互支持的抗争(带有同性恋的因子),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理想的男人――把自己隐蔽了起来。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王安忆在《弟兄们》中表现了另一批新人。小说的标题就表明这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女性。弟兄们中的老大、老二、老三聚集在一个寝室,远离男性,但最终还是各自嫁给了男人,走向异性恋婚姻,尽管这种婚姻是没有爱情的。以同性团聚始――现身,以异性恋婚姻终――隐蔽。

  1980年代的这两个文本,还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新的性别意识的觉醒是不充分的,对男权社会的抗争是软弱无力的,回归异性恋壁橱是必然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文本毕竟透露了新的性别取向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女性独特的魅力。这两个文本的意义还在于提供了现身——隐蔽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在日后陈染和林白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陈染和林白的文本以表现女性的独特理念闻名。她们的作品描写了一个女性奇异的隐秘世界,无论是倪拗拗的性幻想还是多米的自我满足,都以大胆揭示女性的隐秘而令人瞩目,同性恋欲望正是在这些隐秘的展示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倪拗拗的性幻想对象中不仅有理想男人尹楠,还有她的性别启蒙导师禾寡妇。而多米的自慰中几乎没有男性,正所谓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然而,以隐私名义展开的同性恋欲望最终都返回壁橱,或者以异性恋爱情的方式,如倪拗拗和尹楠,意萍和碰碰,捍东的加拿大婚姻;或者以对理想男人渴求的方式,如黛二小姐和气功师等等。这种模式,几乎可以在近二十年所有涉及同性恋问题的文本中找到。

  第二节 性别身份的流动化与表演化

  近二十年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全球化。世界市场越来越大,高新技术突飞猛进,文化加速碰撞与融合。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个体化的趋势得到加强,每个人的个性特征都有了展现的机缘。人们的选择多样化了,性别身份的选择当然也就不会单一。传统家庭的破裂,妇女崛起导致的传统性别等级的破坏,以及性行为方式多样化和多种欲望的增加和释放,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旧的性别枷锁正在飞快消失,具有新的性别身份特征的人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多变和不可确定。在过去,身份就是命运;而现在,身份更多的成为一种选择和一种行为表现,个人具有许多待定的身份,包括种族的、性别的、消费的等等,而性别身份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作品中,许多女性作家赋予自己的人物以强烈的女性特征。她们不断揭露女性的隐私,展现女性的生理欲望,从而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基础。她们通常在叙事中安排一个异性恋爱情,以证明自己的异性恋身份――这本身就有表演性。她们在保持异性恋身份的同时,却进行着一种更复杂的性写作实践:书写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揭示同性恋甚至双性恋的性取向。这种揭示要么通过幻想,要么通过性行为。一方面,她们很难走出异性恋造成的壁橱,另一方面,她们又希望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得她们的性别身份具有不可言说性:“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④于是,她们面对周围社区的人们进行表演,制造出一种内在的性或本质的、灵魂的性别内核的假象。

  陈染和林白的出现,在近二十年来的女性写作中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至于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新时期女性写作分为前陈染时期和后陈染时期。①在谈到同性恋时,陈染本身就是矛盾的。她急于表白自己的写作与生活是两回事,声明自己的性别身份与同性恋无关:“我想说,我创作中的一部分涉及到这个,不是全部。但我不想把这个问题与我个人的真实生活混同起来。”②但另一方面,陈染又明确地宣布超性别,质疑男性中心和单一的异性恋性别表述。在陈染的文本世界中,她只是想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发掘人性复杂丰富的一些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人物性别身份的复杂性,尽管她曾经接触过一些隐蔽自己性别身份的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人,他们掩饰得特别痛苦。”③但另一方面,这些接触又影响到她写作时不自觉地表现这些人物。这样一来,她笔下人物的性别身份就有了模糊化和表演化的特征。

  陈染喜欢表现童年的苦难、失败的异性恋和女性的自闭。伴随着文本中人物女性性别意识的展开,她们开始构成一种女性性别假象,这种假象为以后的异性恋表演构造了一个本质性的理由。随着故事的发展,她们成熟了,成熟后,她们总是发现与同性的感情更可靠,更安全,更能让她们产生依赖感。但面对自己的女性生理和异性恋社会的需要,她们的身份不由自主地开始流动,这就造成了陈染笔下人物多重的性别身份。不是说陈染笔下那些孤独自闭的女性都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异性恋者,而是说这些女性在心理上有多种需求与渴望,包括同性之间的姐妹情谊,也包括对与理想异性的爱情,而不单是简单明确的女性特征。在多个文本中,陈染都展示了女性的隐密世界,展示生理层面上的女性。黛二小姐是陈染文本世界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一开始,黛二们就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分裂,每当异性恋情欲得不到满足时,黛二们就把女性情谊当作自己的心灵归宿。在有的文本中,陈染也安排了她们的同性性接触和性关系。在《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对乔琳的依赖和需要超过了对异性的需要,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在声明需要同性的同时,肖濛宣布了自己的性别身份:“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在表达对同性需要之前,先写了一段异性爱的欲望,这就使得人物在宣称自己的异性恋身份时具有一种表演性和矛盾性。矛盾性还体现在肖濛对父母的复杂情感上。一方面黛二恋父,体现了女性对理想父亲的渴求;另一方面,黛二将最亲密的感情给了母亲,又体现出男性对母亲的依恋。恋父与恋母的并存使得陈染笔下人物的性别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同时,肖濛对自身的性别选择和性别身份的构建有着一种自觉:“我觉得一个人一旦形成,他(她)所喜欢和需要的对象的类型就已注定。”叙述人肖濛道出了对性别身份构建的看法:一个人的性别身份是后天构成的,而一旦身份形成,就会做出相应的性选择。这种选择,在以后的文本中被证明在大多时候是不固定的。《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是陈染更加喜欢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中的性别选择和性别身份显得特别不稳定,文本中多次出现一个隐蔽的叙事人“我”,“我”的性别身份不明确也不固定。“我”首先道出了对“狂欢之后”的黛二小姐的欣赏,及“我”易性后从性爱中获得的满足感,“我觉得,她盯着我看时,就像盯着一个令她满意的嫖客”,表现出对新角色表演的一种认同和得意。而黛二小姐一方面是“大树枝”等男人的性伙伴;另一方面又与伊堕人等女性保存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爱,这种爱在两个女性内心深处燃烧不已。伊堕人在文本中对爱发出内心的呼喊:“我多么需要她,需要这个女人!因为没有一个男人肯于并且有能力把我拉走。”这表现出女性走出传统两性性别秩序的决绝,表现出女性坚定地走出角色累赘,开始进行一种游戏式的角色表演。事实上,这些人物并不能满足于某种单一的性别身份,而对于明确的同性恋者,这些人物有时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但自己却并不模仿或者进行同性恋实践。在《角色累赘》的那个505病房中,就出现了一对同性恋者,作为旁观的“我”对同性恋者的态度非常复杂,难以言说,她一边批判另一旁观者靳远对同性恋者的蔑视,一边觉得她们的性活动让她难受,她认可同性恋,但不能接受同性恋性行为,而她心目中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性别的爱:“我这辈子对别人说出‘爱’这个词的,大概只有一个人。那是我十七岁的事情,说实在的,那是一种超出性别范围的爱。”这实际上道出了陈染对爱情的看法:“因为爱情本身这个东西,和一个异性谈恋爱,或者跟一个同性谈恋爱,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样的。”①陈染的超性别意识在这里也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述。陈染认为,两性都可能产生超性别意识。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性别体系,消解了两性性别差异的界线,在这种情况下,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更复杂的男角女性化女角男性化都开始变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只是陈染在她的文本世界中并没有走到这一步,表现更复杂的性别角色的表演是由更新锐的作家来完成的,正是从对传统性秩序和性别规范的反叛这一点上,陈染对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卫慧、棉棉等表示了赞赏的态度。由于本文论述的中心是身份问题,在这里暂时不对这种文学上的传承做出论述。

  《私人生活》是近二十年来长篇小说中很独特的一个文本,被王蒙评为“独一无二”。小说的独特性无疑源于主人公倪拗拗怪异的性世界。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了来自传统异性恋社会的窥视。“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而“我”与陈染文本世界里的其他人物一样,从小就患有幽闭症,“我”与这个社会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很显然,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一个由诸多的外因所遮掩或忽略了‘性’的人,一个无性别者。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变形,好像一切都是虚幻。”在异性恋社会中,“我”是一个有着多种性别身份可能性的人,而“我”的每一种性别身份都已经被外界所遮掩,因为任何非常态的性行为或者非异性恋的性别身份的公开承认都会遭到来自异性恋社会的窥视和压迫,于是“我”面对异性恋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性别选择,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性别表演,正是这些性别表演,遮蔽了人的真正性身份,使性别世界的真相被改变。首先是t先生不断地要确认拗拗的性别身份,还在倪拗拗小学时他就试图帮助拗拗认识自己的“私处”,以满足自己的异性恋窥视欲望。t先生带着男性的菲勒斯(phallus)侵入小拗拗的生活,这种侵犯,是异性恋化欲望驱使的结果,而欲望的异性恋化,需要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加以制度化,以形成女性与男性的本质化区别。这种对性别的建构在文本却是失败的。在《私人生活》中,t先生似乎对拗拗成功地进行了性别身份确认。随着拗拗年龄的增长,在一个富于中国传统的男女两性性别象征意义的房间“阴阳洞”里,t先生通过一次异性性行为成功地让拗拗成为了一个女人。正是这种异性恋性别身份要求在努力建构合乎异性恋社会规范的性别身份,是一种异性恋性别建构行动,这种行动,使得性别身份走向固定和单一。但是,倪拗拗的性选择并百按照异性恋社会要求发展,而出现了流动性。生理进一步成熟后,倪拗拗进行新的性别选择的意识和可能首先来自具有“混合的性”的禾寡妇。当拗拗受到来自异性恋的种种压力和侵犯后,她试图反抗。在故事发展中,她首先考虑的合谋对象便是这位比她长十几岁的年轻寡妇。她们一起面对异性的窥视,一起感受到来自异性恋社会的危险:“她们使用暗语,似乎房间里那些无形的镜子后面躲藏着男人们的眼睛,眼睛们正在向她们窥望,用目光触碰她们手势中的窃窃私语。”然而,被男性窥视的女性的身份并不是明确的,“女人的影像亦真亦假,她们经常感到窒息,氧气的存在似乎不太真实,她们感到不安,远处的地平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种种传说,她们隐约感到自己永远处于危险的境地。” 尽管这样,她们仍然向着爱走出了坚定的一步,而且觉得自己曾经遭受过的t先生的异性侵犯对禾是一种背叛。在文本中,首先是禾对拗拗进行了一种性别身份的启蒙,让年幼的她有了朦胧的性别自觉,然后就是拗拗认识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对禾的需要,拗拗的性别选择开始流向同性恋性别角色,拗拗在对禾的性幻想中认识到她与禾的感情内涵丰富,而且为以前的异性恋行为感到惭愧,并认为以前和t的交往是一种堕落。有意思的是,拗拗的性别身份并没有在同性恋这一点上固定下来,而是继续变化不定。当一个接近她理想的父亲标准的男性尹楠出现后,她的选择开始复杂化。她一边保持与同性禾的交往,并且从精神和肉体都非常需要她,一边又接受了男孩尹楠的爱情,就在这时,同性恋者禾死了,而异性恋男孩尹楠也远走德国,拗拗陷入到永远的孤独之中。在文本里,倪拗拗的性别身份始终没有确定,而是在异性恋—同性恋—异性恋之间流动,而且几种身份重叠。在文本快结束时,陈染又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我”道出了性别身份的真相:身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表演,“‘我’已不是我而‘你’已不是你,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被扮装了,‘我’是一个假装的我。人类花园正在盛开着化装舞会。”

  林白是另一位明确认识到性别表演化趋势的女作家,她虽然没有明确在理论上提过性别身份问题,但她同样相信长久的同性之谊,认为“同性恋很正常”①。她的涉及同性恋的文本,对于性别身份的表演显得更直白和执着。在《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致命的飞翔》、《猫的激情时代》等文本中,林白塑造了多米、李莴、北诺等一系列性别身份复杂的形象。与陈染的故事一样,她们也受到异性恋社会的性别压迫。这种性别压迫和性别侵犯,在林白的文本里经常表现为与政治权力挂钩,性与权力交织在一起,试图完成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构建。而这些“犯了罪的女人”,面对异性恋社会,同样在异性恋——同性恋——异性恋之间流动。

  在《瓶中之水》里,林白讲了一个几乎和《私人生活》一样结构的关于性别流动的故事:主人公都经历了异性恋和同性恋,而且最终都走向了孤独。而叙事者“我”除了完成叙事功能外,还见证了身份的流动性和两个人物的互相伤害,这种伤害,最终导致了性别身份走向固定。二帕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林白并没有让她说出不同寻常之处,而只是让她讲述故事的经过:二帕与意萍经历过的异性恋恋爱及她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几次接触,她们互相吸引,一种隐秘的事物已经展露出来。但是,由于二帕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恐惧,她们之间那种比友谊更深刻的东西并没有通过性行动得到表达,她们的性别身份被隐蔽起来,而性别的组成部分恰恰是某些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性别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隐蔽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要用行动来阻止它出现的人来说更是这样。二帕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但缺乏内心的力量,由于长期受异性恋社会规范的影响,她认为自己内心的性别渴求是病态的。异性恋社会规范成为二帕性别身份现身的无法逾越的圣火,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性梦中,二帕梦见意萍赤身裸体地躺在一张巨大的冰床上,冰床的四周围着一圈透明的火焰,二帕想去救意萍,却怎么也越不过那道火。值得注意的是,二帕与老律发生了异性恋性关系并且怀孕,虽然这也是异性恋社会道德规范所不允许的,但是她却做了,而且感觉神圣,因为女性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以身份和男性交换的,这正是异性恋社会的一个典型事实,这种事实的大量存在,恰恰遮蔽了人们真实的性别身份。就性别身份展示来说,意萍似乎要比二帕大胆一些,也自觉一些,在与二帕的关系上,她从来都是占主导地位。她一开始就鼓励二帕:“你真是的,你缺乏内心的力量,不敢冒险,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正是这种不平等的主导使二帕不能走近意萍,而二帕与异性男人老律发生的关系又使得意萍失望和伤心,最终,意萍指责二帕:“你没有资格和我谈什么心的问题,我从心到脚指甲比你纯洁得多。”但她也谈过好几次异性恋恋爱,与二帕分手之后,意萍失意地完成了异性恋婚姻,和一个她根本不爱的人走到了一起,躲回到异性恋性别身份的壁橱之中,完成了对自己性别身份的遮蔽。

  在短篇小说《猫的激情时代》中,作家同样操纵着一个性别身份不明的“我”进行着叙事。车间主任通过一次对工人的优化组合,试图完成对“我”的侵犯。这时,“我”的同性恋人猫出现了。她试图面对异性恋社会进行一次性别角色的表演,利用异性恋社会的性别需要来帮助自己的同性爱人。然而,猫最终无法忍受车间主任对性的需求,杀死了车间主任,向强迫性的异性恋社会发出了最决绝的挑战。在生理性别上,“我”和猫都是女性,但是却相互爱慕着,这种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性爱,在性别身份上,它要比同性恋复杂得多。文本中有一段经典的对白可以说是一篇性别身份的宣言,是一种性别身份的现身:

  “你知道我最爱谁吗?

  猫的气息凉凉地吹动我细小的汗毛,使我有一种体贴入微的感觉。我说我不知道。她垂下长长的睫毛说,你把我想象成男的。我说你当了男的我就不喜欢你了。”

  两者对这场爱情中的身份定位并不是一致的,猫渴望的是作为女性男角被“我”爱,而“我”作为“女性”,却不愿意爱男角的猫,她喜欢的是女性性别身份的猫,这就使得二者的性别身份在这场爱情中变得模糊和无法确定。人们通常认为,女同性恋者必定有一方表现为男性化,粗声粗气,胆大有为,而男同性恋者必定有一方表现为女性化,娘娘腔,细腻柔弱。而事实上,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并没有这样固定,在她(他)那里,曾经似乎是固定的性别身份都是变化的、混合的、模糊的,连自己也不明确,但流动的性别身份还是现身出来。当多变的性别身份展示出来之后,异性恋社会期望人们能一个个对号入座,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维持原有的固定性别体系。面对异性恋社会的压迫机制,猫试图进行一种表演,即按照社会需要的性别身份采取行动,模仿社会需要的性别行为与车间主任讲和,用自己女性的身体为自己的同性爱人换得工作岗位,这正是异性恋社会权力造成的性别表象:不存在同性恋者,每个女性都需要异性性爱。

  总而言之,在陈染和林白的文本世界中,出现了大量异质性的身份特征,这些身份已经显示出流动性和表演性,而这正是在异性恋社会机制的压力下形成的。

  第三节异性恋社会规范与同性恋身份建构的冲突

  异性恋社会不仅造成了性别的流动化和表演化,而且是新性别身份建构的最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造成了同性恋恐惧症,在同性恋者心灵深处形成了道德恐慌,另一方面使同性恋作家无法现身,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不仅表现在陈染、林白关于自己是异性恋的声明上,而且更多的表现在书写同性恋更活跃的网络作家身上。网络是同性恋者的天堂,很多同性恋作者活跃在网上,更多的更有代表性的同性恋作品也发表在网络上,然而,面对强大的异性恋社会规范,他们无法现身出来。

  《北京故事》是一个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小说,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过了很多正式出版的小说,据一次随机调查,有60%的人在网上看过《北京故事》。根据这一文本改编的电影《蓝宇》在戛纳电影节上让无数欧洲观众泪流满面。事实上,《北京故事》早就成为京城学者们乐于讨论的一个文本。然而至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文本的作者。很明显,从文本本身来,作者应该是生活在1980年代初的一个同性恋者。作者以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社会变革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视角讲述了一个同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关键在于佚名作者控制的叙事者“我”是什么人。“我”的性别身份到底可不可以确定?如果可以,那么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而作者为什么要采取佚名的方式来写作?

  公开还是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或者按照异性恋社会规范来改造同性恋身份,是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同性恋者不得不面对难题,这也是文本所集中表现的一个问题。

  声明“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同性者还是异性恋者”,对一个人的性身份至关重要。无论在文本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中,回答这一问题都是对自我身份的基本认同。在故事的开始,叙事者“我”的性身份无疑是隐蔽的,是不自知的。叙事者对自己的性身份似乎有着一个本质性的认识,那就是我是异性恋者,至于同时也和男人玩那只是玩玩而已,与同性恋拉不上什么关系。同性恋这一身份是逐渐展示出来的,是慢慢建构起来的,而非本质的,而且直到文本最后,同性恋身份的建构在叙事人的身上并没有完成。在佚名作者那里,人的性别身份有待进一步的建构。他的文本表面上是在讲故事,而实际上,他是在试图建构同性恋性别身份,为同性恋者在异性恋社会争取认同,争取自己的生活空间。面对1980年代的强大社会压力,这位作者没有勇气署名,更不可能声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于是采取了佚名的方式。然而,他毕竟以自己的文本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同性恋者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恐惧,展示了艰难的自我身份确认过程。除此之外,这一文本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同性恋者内心深处的矛盾。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叙事者始终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摇摆不定。

  在《北京故事》中,叙事者的名字叫“捍东”。开始,捍东总是认为自己只是玩得有点过而已。“那时的我从没想到过结婚,甚至没有自己固定的性伙伴,我说性伙伴,是因为那包括女孩也包括男孩。”在与蓝宇的同性恋的展开过程中,作者总是穿插捍东与郝梅、林静平等白领女性的性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捍东最终决定面对异性恋社会和家庭,他开始考虑异性恋婚姻,这时候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他开始与情人蓝宇谈判,并试图努力让蓝宇也走上“正常”的生活道路,捍东甚至找医生帮助蓝宇治疗。在捍东内心的深处,同性恋也是一种疾病。分手时捍东向蓝宇说:

  “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我不能不面对很多事……我有事业,有老妈……我怕和你在一起……你不能毁了我吧!”我说得语无伦次。

  同时,捍东似乎很坚定的相信自己不是同性恋者:

  “我不是同性恋,我需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又肯定地说。

  而事实是爱早已在这两个同性男人中间存在。在一次性爱过后,捍东由衷地对蓝宇说出了甚至从来没有对女人说过的“我爱你!”。他爱蓝宇是爱作为男性的蓝宇:“他要是女孩儿,我就不要他了”;“我真觉得对他有意思”。然而,他又不得不与女性保持性关系,他甚至考虑到异性恋婚姻,试图以此证明自己“正常”的性身份。

  也正是在完成异性恋婚姻后,捍东面对事实,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失落!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我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却又不能找回来。但无论怎样,理智告诉我不可以再玩儿火了!”尽管认识到了自己真实的性身份,他却明确警告自己不能再过同性恋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抵制这一身份,或者说他曾经考虑到保持同性恋身份,但以异性恋实践作为手段,以此来满足异性恋社会规范。在异性恋婚姻开始之前,他想在婚姻之外把蓝宇像包二奶一样包起来:“你要愿意,我们还这么过!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有个老婆。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什么都不会变!”捍东向蓝宇保证。这一切都使捍东的性身份变得复杂而富有表演性,他仿佛准备了两套身份,一套面对传统社会进行异性恋表演,以隐蔽自己的同性恋性别身份;另一套用来满足自己的同性恋性别渴求。

  捍东要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又不得不对这一身份加以抵制,而这种抵制正反映了造成捍东内心冲突的同性恋恐惧。对这一身份加以抵制,一方面是因为捍东要面对着社会、家庭的压力,这是传统异性恋社会规范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隐藏在捍东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恐惧。他认为同性恋诉求是魔鬼的欲望,是病态的。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者形成的压力是整体性的。在整个社会中,同性恋遭到抹杀、贬低,并且引发了同性恋恐惧症。在公众的意识中,异性恋是合理合法合道德的,捍东的认识也不例外。捍东在认识到与蓝宇的爱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焦虑与恐惧,他一方面通过医生(史教授)来对自己“正常”的性身份进行确认,一方面不断地找女性做爱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同时,他还对蓝宇进行规训,监督蓝宇定期到史教授那里进行医治。在故事的最后,他冲破了重重阻力,克服了自己的同性恋恐惧症,并且由一场变故取得了家庭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认同。但是,当爱人蓝宇出车祸死亡后,他仍然选择了异性恋家庭,并每天到教堂忏悔,已经完全融入到异性恋社会之中。

  让我们回到作者本身。现在作者为什么佚名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问题的实质在于作者对双重性别身份的疑虑乃至疑惧。在异性恋社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无异于给自己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佚名是规避,佚名作者对捍东归宿――回归异性恋社会――的描写也是规避,两种规避的性质是一致的。作者在完成文本后保持沉默,捍东在经历一场同性恋后回到异性恋身份的壁橱,这在198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见,新的性别身份秩序的建立还需要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更多的蓝宇勇敢现身。在作品结尾,作者写道:“那橘红色的阳光中,我隐约地看到蓝宇慢慢向我走来,他忧郁地望着我,然后轻轻地笑了,那样自然、恬静、灿烂……”这是一种赞美呢还是一种期待?有赞美就有期待,有期待就有希望。

  第三章 构建新性别身份的努力

  第一节 规避与逃离

  王小波是中国大陆作家中对同性恋理解最为深刻的一个。他对同性恋身份的复杂性及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同性恋叙事是自觉的,其作品《似水柔情》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文本不仅表现了同性恋者在异性恋社会规范压迫和强制下的规避及表演,而且表现了同性恋者的逃离,尽管这种逃离是无望的。

  王小波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南方的小城市里。异端的性行为在小城镇本来是更为少见的,因为少见,所以才有更为严密的监视。王小波要说的似乎是异端的性行为在中国已随处可见,相当普遍。故事开始,警察小史收到阿兰从香港寄来的一本书。接到书,小史在一片窥视中马上打开了,心为之狂跳不已。小史的同性恋身份,早在送阿兰离开小城时就自我确认了,但他却在警察局同事的面前掩盖了事实真相。这本书使小史的同性恋身份现身了,他感觉到了同性恋的美好。问题偏偏就出在现身上。其他的警察知道了他的“怪癖”,给他施加了重压,他成了单位里最贱的人,并被调离了警察局,被迫放弃了异性恋社会执法者的身份。现身为异性恋社会提出了难题:同性恋者是一种什么身份?同性恋者有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故事结尾,王小波写到了同性恋者的两难:“让你管男队,你老婆不答应,可也不能让你去管女队。”在异性恋社会规范下,同性恋者完全失去了对异性恋社会体制维护的作用,“既不能用他们管男人,也不能用他们管女人”。尤其对于执法者来说,更不允许他们有异端的性行为。警察们对同性恋者施以各种惩罚,并且与他们的家人联合起来向他们施压。王小波写道:“假如一个同性恋者被扣起来了,太太来接,警察是乐于把该男士交出去的,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在太太手里会更受罪。警察做的一切,都以让他们多受些罪为原则。”从这里可以看出,权力是如何渗入知识并在社会中运作的。王小波的发现是惊人的,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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