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

  在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轴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在这个认识框架中讨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它的意义自然不言自明。近年来,一些年轻研究者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一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作者刘江凯)。两部博士论文花费相当工夫,对当代文学汉译的作品数量、译者、读者反应作了详细统计和分析,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的展开,显然有奠基性作用。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展开和讨论,如果不了解海外传播的具体历史场域、现场氛围等细部情况,我们的研究可能只会给人观念化的印象,从而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断。一是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我们知道,最近200年来,西方主流学术关注的是欧美文学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亚洲、非洲文学,也基本是为阐释欧美文学的正宗地位服务的。所以,在西方学术界视野里,被汉译的中国当代文学连同它们的汉学家都处在边缘性位置。wWw.11665.CoM按照传播学理论、传播方式及其对象一般分主传播渠道和分支性传播渠道等形式,处在主传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当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读者所重视和接受;与之相反,处在分支性传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国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尔会进入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但总体上仍然是被整体性忽视的状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西方读者界其实无人所知,经由他们翻译介绍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在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简厉、序言和后记中,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几十种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说集前面的英译本序、法译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这就使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这些中国当代作家在西方各国已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这种错位式的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真正地走向世界。不过,在我看来,处在这种错位式理解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恰恰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小小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仅涉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确切关系,也涉及当代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学的框架来定位,与此同时更牵涉到当代作家与西方汉学家的关系等等问题。至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提出来,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一线当代作家在创作上是不是过于期待和依赖汉学家们的评价,后者的文学趣味、审美选择和优越的翻译身份,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暗示,一种事先存在的认识性装置,被放在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当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我的担心只是,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会不会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与汉学家相约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学。这都是令人担心的事实。我们的海外传播研究,不可能不带着自省的性质。第二是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的问题。这是当代作家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讲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进入读者视野。但问题在于,我目前对这种情况的把握,基本来自国内媒体宣称某某作家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讲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传文学——当然这是他们对海外讲演故事的典型叙述。有些诗人白海外访问归来,写出诸多回忆性文章,谈到自己演讲如何引起轰动,如何产生很大影响等等,诗人的笔触表现出比小说家们更为夸张的风格,自然这不令人奇怪。不过,因资料整理不足,目前我们还很难了解到演讲者的听众层次和范围,也不知道海外报道这种消息的媒体到底是小报小刊,例如华人报刊,还是主流媒体。如果听众层次和范围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种小圈子里的传播,或叫内部传播。最近,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们发现到场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体、主流翻译界、当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西班牙文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师生。令人惊讶的是,有两个知名女作家还当场拿出20多年前购买的略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借以展示这次演讲所衍生的历史长度和深度。另外值得举的例子是,听完略萨演讲后,我去见一位来自上海的亲戚。听说我刚听完演讲,他马上说上海已经报道了略萨将要去北京访问的消息。这完全是一个文学圈之外的人士,略萨的动向居然连他都知道,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一迹象,足以说明略萨是世界级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关于他来中国讲演的各种报道,一时间充斥北京的各大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在这里,我拿略萨的演讲与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作比较,不是说略萨的小说就一定比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高很多档次,而是说,由于听他演讲的听众层次、范围和报道的媒体的不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海外传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事实。通过这种传播,它显然已经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构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力,因为略萨小说获奖,其小说在北京一度热销的情况足够证明。以上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评价当代文学在海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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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作家和国内媒体的自说自话,而应该直接去他们演讲国的媒体上取样,收集详细材料,对演讲现场情况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断。在文学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读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种合谋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猜忌的关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节中不能自拔的读者,显然不是具有自觉和研究意识的读者。同样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叙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独立观察和判断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算是有见解和优秀的研究者。因此,在听到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的自我叙述后,研究者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如何想办法在网上收集信息,判断这些信息来自国外哪些层次的媒体,了解其真实情形,而不是跟着作家的叙述再重新叙述。因为,这种纯粹根据作家自我叙述建立起来的海外传播研究,不能算是经过资料筛选和整理后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观色彩,它仍然处在文学史研究的非历史化状态。它的学术价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问题。海外传播的第三种方式,显然跟国外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参加文学活动有密切联系。能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说明当代作家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国的会议主办单位所邀请,更说明他们正在逐步进入主流国家的社会视野,这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讨论的问题是,由于国外的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出版和会议组织采取往册制度,这就使无论著作出版还是举办会议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层化的状况,即这些出版物和会议实际是参差不齐、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实证分析,我们还会以为这些会议都等同国内要求严格、层级较高的国际会议。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那里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文学活动,实际是一场大型综合性的文艺活动的一个分活动。各种电影、绘画、音乐、表演的活动同时进行,有种众声喧哗的感觉。他这次去只作了一个小讲演,听众属于临时组织来的,三五成群、聚散无常,令组织者也比较难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认识这位作家,这种活动在回国后的叙述中就会被放大,其影响会被人为扩散,造成某种文学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作家受邀参加国际会议的散文、随笔,由于当时很多人没有出国机会,大家会把文学想象带入到对这些散文、随笔的解读之中,从而无形中扩大这些会议的神秘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1980年代的读者的我而言,这种误读式的阅读经验,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文学会议是组织文学生产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学会议,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开的文学与当代性座谈会,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发端,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作家、批评家虽然后来创作上有不少贡献,但不能不指出,作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们后来作品的影响力上,他们会被文学史家编入某个文学流派,从而大大提高他们在文学界的个人声望。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参加文学活动对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见,由于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当代作家的出访,加上缺少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根本无从把握和了解这些国际性文学活动的档次、影响力和地位等等。也因为这种情况,鉴于作家本人对这些文学活动的夸张性叙述,会无形中放大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和文学地位,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真实状况。这种情况下,将作家出访与他国际影响力相挂钩的海外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最后,是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东西方国家在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双方的价值分歧和冲突自会大大增加而不会减少。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可能会将这种集体无意识带进去,他们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乐见这种局面,他们会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转销国内同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这种增量现象,还会发生在西方读者的文学接受中;他们会以为,这就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表现,是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文学作品筛选程序的严重性估计得太高。对于社会观念和文化形态更为多元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即使是非常夸张的异识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它们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时效性,也会很快贬值。当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这些西方读者的兴趣会立即转移,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奋点上。因此,值得关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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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传播过程中异识作品增量背后的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例如摩天大楼、高架桥、地铁、高速铁路、互联网,包括普通人的饮食衣着,与西方国家社会产生了更多的同质性。所以,西方读者在阅读被汉学家选择的异识作品时,其好奇性便会被极大地刺激起来。这一过程中,这些异识作品的重要性便会被提升到前沿性、尖端性的位置;二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财富的增加,会使西方一些人的欧美中心论产生挫折感,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有时候便延绵到对异识作品的故意挑选上,这种故意挑选构成了对这种挫折感的宽慰和转移。我们不能否认,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除了经济实力的竞争外,还包括了军事、政治和文化的竞争。不能以为西方国家坚持普世价值,他们就会把普世价值带入到对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关系之中。可能恰恰相反,这种包含着潜在国别竞争的文学选择和文学评价,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这些异识作品历史位置的挪移。因为在中国读者中,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许并不高;而在西方某些汉学家和读者心目中,它们可能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在进行海外传播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对此作出更理性的分析和评估,否则文学传播本身的意义便会随之贬值。对于200年来怀揣着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梦想的中国人来说,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自然是实现这种梦想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国内当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这一课题的前沿性和尖端性显然构成了对他们过去工作的一种挑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它的意义不能低估。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对它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上,应该加强实证性、客观性的研究,先建立起丰富详细的资料库,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取样、分析和整理,逐步将研究的问题推向深入。也许只有这样,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象的研究,才真正会进入到实质性阶段。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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