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激励——基于中国25个省区

  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激励——基于中国25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靖雯,张 俊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城市首位度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激励.文章利用国内25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各省区的城市首位度及地方财政收入激励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探究首位度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首位度给财政收入带来了负向的影响,首位度的提高不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应调整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思路,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作用,以实现各省区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关键词:城市首位度;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66-04

  1 引言

  城市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的聚集程度、劳动力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情况,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负责本辖区的公共物品的配置、行政区域的变更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等等,采取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的变动,也给我国和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影响.由于大城市存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一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侧重于发展区域中心城市,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及各项资源的集中程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并设立更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以达到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目的.而随着区域城市人口的大规模集中,城市首位度也随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变化又受到财政激励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是否存在关系?本文将对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寻求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相关关系,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城市首位度研究相关的文献日益涌现,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首位度的理论体系研究,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指标的实证研究以及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支的关系研究这三个方面.

  一些学者对城市首位度的理论内涵与指标测度进行了研究.瞿嗣澄,李忠国(2012)对嘉兴市中心城市首位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提出了首位度提升策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区域联动为途径,促使嘉兴成为长三角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卢学法,申绘芳(2008)建立了杭州城市首位度的评价指标,并提出了提升城市首位度的对策,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陈彪,张锦高(2009)运用城市首位度理论对湖北省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体系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指出湖北省城市首位度属于高度首位分布,城市规模等级分布体系极不平衡,强调必须完善湖北省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以加快城市化进程.[3]另外,高洁,伍苗苗等(2013)在概述城市首位度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四川城市首位度的变化趋势及特点,从区域发展格局审视了成都首位城市的地位,并基于城市首位分布律对成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4]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汪明峰(2001)分别计算了我国1984年和1997年各省的城市首位度指标,通过各省区首位度的比较分析了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认为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5]王家庭(2012)利用了2004—2008年我国24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总体上区域经济与首位度呈正N型的关系,又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6]白经天,刘溢海(2013)分别以中国25个省区2006、2010年的截面数据以及2003—2010年地面板数据分析了城市首位度及其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表明了首位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性很强,且当省内人均GDP最高城市为省会城市时这种负相关性更为显著.[7]同样,孟令勇,韩祥铭(2010)对全国24个省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城市首位度指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8]Henderson V(2002)认为首位城市虽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集聚国内的资源,但会降低非首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也有些学者认为城市首位度与经济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9]徐幸子,赵涛(2011)对中国城市首位度进行了浅析,选取2008年中国27个省区的人口和GDP数据,用统计的方法探究了城市首位度与城市GDP占区域总GDP比重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在一定周期内,城市首位度随首位城市GDP的比重的增大而增大,当GDP比重超过一定值时,城市首位度又开始下降这一趋势.[10]Moomaw R L和 Alwosabi M A(2004)对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认为城市首位度取决于人口、经济、地理、政治等因素,并验证了城市首位度随人均GDP的增加呈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11]

  学者对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极少,仅有黄向梅,洪世勤(2012)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对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分别有抑制和促进作用,并强调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城市首位度的双向因果关系.[1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城市首位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在实证分析中仅有极少学者选取面板数据建立模型,且选取数据的年份较短,绝大多数学者是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不足以全面地反映所要研究的问题.此外,论述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相关关系的文献至今还没有.本文中笔者试图利用中国25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3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3.1 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城市首位度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中,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首位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某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首位城市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增长的背后又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干预,对财政收支产生影响,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政府履行职能提供了资金保障.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也起着基础性的影响.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鉴于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的关系,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3.2 模型构建

  本文寻求城市首位度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收入,城市首位度作为解释变量.此外,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的因素还有很多,为得到首位度对财政收入影响的理想结果,必须寻找主要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偏差的风险,这里选用财政支出中的建设性支出额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模型的形式设定如下: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省区i在t时间的地方财政收入指标,xi,t表示省区i在t时间的城市首位度指标,zi,t表示省区i在t时间的经济建设支出指标.β和γ为解释变量系数,αi表示常数项,εi,t表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4.1 指标选取

  4.1.1 城市首位度

  城市首位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杰斐逊与1939年提出的,作为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概括.他提出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要大的异乎寻常.在这里,首位城市是指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如全国、省区等)或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中,在规模上与人口总数第二位的城市保持着巨大差距,吸纳了区域内人口的很大部分,并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杰斐逊提出了城市首位度的计算方法——“两城市指数”,S=P1/P2,其中,P1是最大城市人口数,P2是第二大城市人口数,这里的人口数一般取为市区非农人口数.两城市指数法比较容易理解和计算,但不免以偏概全.美国的戴维斯为弥补两城市指数计算首位度的不足,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了十一城市指数.尽管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全面的反映城市规模的特点,但也有些研究表明它们并不比两城市指数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是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为了简单起见,一般仍选用两城市指数来计算城市首位度.

  4.1.2 经济建设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在国家统计年鉴和财政年鉴中没有直接的衡量指标,对这部分数据的整理和测算需要作以下说明:在年鉴中国家对财政支出的项目进行了调整,使得2007年以前和之后的项目发生了变化.2000-2006年经济建设性支出项目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掘改造支出、地质勘探、科技三项、农林水利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生产支出、工业交通支出和城市维护费等;2007年以后采用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商业服务等事务代替.笔者对历年属于经济建设支出的各项指标进行加总,得出各省区历年总经济建设支出额,总经济建设支出与总人口之比得到各省区的人均经济建设支出.

  4.1.3 地方财政收入

  这里的地方财政收入区别于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收入为地方本级的所有财政收入,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和上划中央的两税收入.而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是地方财政年度收入,更能衡量出地方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水平.模型中采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衡量指标.

  4.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全国25个省区2000—2012年共325个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量建模中所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不同省份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数据选取的年份为2000—2012年.由于在计算城市首位度指标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市辖区非农人口数量的精确统计截止到08年,因此08年以后的市辖区非农人口用城镇人口来代替.

  (2)数据选取的区域范围为中国25个省区.剔除了北京、天津、重庆、上海四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的非农人口数据缺失,无法计算出历年的城市首位度,故对这两省区也作了剔除.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变量的均值、最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从下表显示的结果来看,三个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较大,说明不同的省区随着地区和时间的变化,各项指标的差异也在不断变化.从标准差来看,数据比较离散,偏离均值的程度比较大.峰度系数和偏度系数从侧面反映了数据偏离正态分布的程度较大.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需要在建模过程中对数据作取对数处理,以便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5.2 Hausman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最基本和被广泛使用的便是个体效应模型,当运用个体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依照截距项是否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产生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个体效应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对正确进行数据分析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并在保留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实现Hausman检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判断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个更为恰当.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卡方统计量值为33.50,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为0.0000,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及相应估计方法才能得到一致估计量.

  5.3 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

  由Hausman检验结果,采取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得到模型中的各个参数值,如下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该模型拟合优度达到94.25%,说明模型解释力度较大.城市首位度lnurb的t统计值为-1.92,该解释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经济建设支出lncon的t统计值为68.58,该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以说明二者对人均财政收入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根据估计结果建立起如下模型:

  从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来看,城市首位度的系数为负,表明首位度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负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且城市首位度每提高1%,财政收入水平则降低0.1178543%;经济建设支出的系数为正,表明经济建设支出额越多,则财政收入水平就越高,且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支出每增加1%,取得的财政收入就相应地提高1.054802%,可见,经济建设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效果十分明显.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6.1 结论

  城市首位度反映出首位城市在区域内的重要性,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与财政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调整城市首位度能够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本文对我国25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首位度与财政收入二者之间存在负的线性相关关系.城市首位度越高,人均财政收入就越低.所以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还应考虑到首位城市过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首位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的资源聚集程度,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效益,吸引资金和人才向首位城市的聚集,能够促进首位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种积极作用并没有惠及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从省区内的多数非首位城市来看,这些地区的资源则相对匮乏,资本和人才的流失都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税收,医疗、教育等公共实施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当地的城市发展与进步.因此大大降低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水平.综合来看,当这种负向影响大于正向影响时,城市首位度对财政收入的作用就是负面的.而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正处于这样一种阶段,没有实现区域的包容性发展.也就是说,各省的首位城市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并且随着首位度的增长,使得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资源双向流动不充分,制约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从而给财政收入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足以说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体系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6.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所得出的,为有效促进区域财政收入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1)调整城市化建设思路.城市首位度对财政收入的反向影响表明,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国在制定方针政策促进城镇化、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味地注重部分重点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建设,使得资源、人才等极度不均衡,造成了资源的双向不流动,区域社会经济呈畸形化发展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需要校正城市化建议的思路和方向,转向发展中小城市,从而促进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提高整个区域的财政收入.

  (2)强化首位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首位城市往往是省区内的“龙头老大”,在集聚了众多优势资源后,应该进一步协调城市内部功能,发展它的辐射作用,进行资源共享,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合作与交流,努力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政府应当制定相应激励制度,促进首位城市为周边城市提供更好的技术、人才等资源,带动整个省区的财政收入快速提升,实现包容性增长,使整个省份乃至一国能获取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

  (3)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同经济区之间存在的经济状况和资源条件有很大差距.政府应提倡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和对外开放,把首位中心城市建设成相互交流的窗口,使得区域间相互利用彼此存在的优势,以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而更好地促进不同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税收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提高.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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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陈彪,张锦高.基于城市首位度理论的湖北省城市体系结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2):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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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孟令勇,韩祥铭.县域城市首位度及其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析[J].小城镇建设,2010: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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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黄向梅,洪世勤.政府支出与政策对城市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1):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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